未来30年大变局讲透国运与人运！

  内容来源： 中科创星硬科技冠军营。 分享嘉宾：米磊，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硬科技理念提出者。 注：笔记侠作为合作方，经主办方 审阅授权发布。 责编 二月 第 8210篇深度好文：9672字 20分钟阅读

  只有在此基础上，创业者才能把握市场趋势，明确发展道路，优化运营策略，从而确保企业的稳健发展。

  2、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新的红利正在崛起，那就是工程师红利、创新红利和科学家红利。

  3、硬科技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根，制造业是经济的树干和树枝，服务业是经济的树叶。

  6、对于创业者而言，萌芽期和低估期是进入市场的最佳时机，此时竞争比较小，发展的潜在能力巨大。

  以黄仁勋为例，十年前他的身家仅为80亿美金，而今，黄仁勋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的科技巨头，也无一不是借助大势之力崛起。例如近两年许多AI大模型公司飞速崛起。

  因此，创业者在决定创业方向时，必须首先进一步探索所在行业的大趋势，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

  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并非无序发展，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原则和模式之上，其进步背后的核心逻辑就是全球的资源和资本会围绕生产效率最高的产业运转：每一次科技革命萌芽期，资本都会大量涌入，支持科技创新。

  而在技术成熟之后，其还会随着全球贸易不断扩散到世界各地。后发国家或地区开始模仿先发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而实现增长，最终，全球经济和贸易便开始运转起来。

  按照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来看，经济波动存在约为50-60年的周期，在此过程中经济会存在繁荣与萧条交替的规律性波动。

  而在此基础上，熊彼特通过采用“动态均衡”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技术演变规律发展出了他的创新周期理论，即经济的复苏、繁荣、衰退、萧条与技术发展存在极强的相关性，经济增长率会随技术的引入和扩散而发生明显的变化而这个波动周期就是为期60年的科技革命周期。

  这一过程的核心原因主要在于创新的“S”型曲线发展。经济的增长和知识驱动紧密相连，是科技周期决定了经济周期。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200多年的机械化革命，代表是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20年前的电气化革命，人类掌握了电磁力；第三次工业革命是60多年前的“集成电路+光纤通信”的信息化革命；

  但是，2016年开始，摩尔定律失效，标志着集成电路推动的信息化革命逐渐走向尽头，经济稳步的增长开始放缓，正处在上一轮科技革命的衰退期，因而经济萧条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从朱格拉周期当中也可以看到。

  朱格拉投资周期主要是通过乘数-加速理论影响经济波动。简单来讲，任何一家公司要进行生产活动就需要设备投入，但设备也有常规使用的寿命——物理磨损或是性能老化。

  因此，为了不断的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就需要投入新的设备，这一点在科技产业中尤为明显，有的产业甚至远低于10年，比如半导体产业可能4-5年就会更换一批设备。简言之，朱格拉周期揭示了一个投资周期为10年的规律。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历了四轮朱格拉周期，分别是：1981年-1990年第一轮，1991年-1999年第二轮，2000年-2009年，2010年-2020年第四轮，这里主要讲一下第四轮，即2010年-2020年这一轮朱格拉周期。

  例如2008年，许多企业在金融危机前成功融资，从而得以维持运营，而那些未能及时融资的公司则遭受了严重打击。

  2012年后，中国就慢慢的出现了典型的产能过剩现象。终于，在2015年，设备投资占GDP比重到顶，设备置换增速下降，朱格拉周期见顶。虽然在2017年有所反弹，但在2018年后由于国际形势和全世界疫情的影响，朱格拉周期仍在底部徘徊。

  从目前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来看，不管是数字化的经济，还是能源产业，都面临着“基础设施”的更新，比如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再比如氢能源、光伏、新能源汽车等等。

  这凸显了周期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无论是半导体还是新能源等风口行业，企业在周期中有时被高估，有时被低估，其价格随真实价值波动，而这一价值由供求关系决定，而供求关系又受到认知的影响。

  纵观科技史，四次科技革命的演进规律是“机、电、光、算”：两百年前是机械革命，一百年前是电气革命，过去六十年是集成电路和光通信推动的信息化革命，未来便会是以光子、人工智能、新能源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算力、芯片等基础设施成为了关键。GPU作为当前最大的赢家，其在AI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若能够判断清楚底层技术的发展的新趋势，就能更清晰地判断出未来产业地发展方向和投资方向。

  更进一步，自2016年摩尔定律逐渐失去效用后，我提出了米70定律，即预测光机电算领域中，光技术将在未来占据全部的产品成本的70%。这一预测基于我们丰富的经验总结。

  与摩尔定律类似，米70定律也是根据产业界的实际发展提炼而成。在信息传递领域，光通信已占据70%的成本。这一趋势在通信领域被称为“光进铜退”，意味着光子正逐步取代电子的地位。

  目前，光进铜退的概念已扩展至片上光通信领域。据预测，英伟达和台积电可能在2025年将硅光连接应用于GPU上，这进一步印证了光进铜退的趋势。

  未来，光子有可能深入片上连接，甚至片上计算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巨大的增长奇迹，背后的推动力是以下两点：一是城市化进程和人口红利的影响，主要以房地产为主导；二是虽然没有完全掌握前沿技术但仍获得了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扩散。

  不过，2008年后，中国GDP增速逐年放缓，GDP增长率从9.6%降至2019年的6.1% （2020-2022年因疫情原因不列入统计范围内），根本原因就是上述红利的消失。

  现今，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新的红利正在崛起，那就是工程师红利、创新红利和科学家红利。

  目前，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如华为、宁德时代、比亚迪和阳光电源等，都是充分利用了工程师红利的企业，他们的研发团队占比高达40%、50%，以工程师为核心。

  因此，抓住工程师红利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数据显示，自1999年始，中国进入高校扩招期，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999年的90.3万增长到2022年的1076万；2000年到2020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培养了6000万名工程师，中国的工程师的增量和数量都是全球第一的。

  未来20年，这一红利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对于能够雇佣更多工程师并开发出优秀产品的企业来说，他们将具有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同理，未来的企业家必须具备高度的知识背景，许多将成为硕士、博士等科技型企业家。这一转变对整个社会和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预示着脑力生产力的巨大释放。

  改革开放后的“三来一补”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很多企业的崛起带来了红利，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后发优势，哪怕是现在，很多企业仍然愿意为国内外大企业做下游的组装、加工工作，而不愿意去做一些核心的芯片、材料、器件、设备的研发生产工作。

  现在全球都知道“中国制造，物美价廉”，知道中国企业没掌握核心技术，如芯片、材料等。

  众所周知，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和综合国力，历代世界强国都是制造业强国。制造业的兴衰对一个国家的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即便是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全然放弃制造业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制造业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从历史数据和文献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时代的产出非常低下，因而人类总是在“马尔萨斯陷阱”中徘徊。而改变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工业革命的“诞生”。

  工业革命一方面解决了“马尔萨斯陷阱”带来的生存与繁衍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正式开启了人类能够相对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生产的时代。

  而从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每个大国在崛起初期的制造业占比都比较低，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后，制造业在 GDP中的占比往往极高。

  我曾打过比方，硬科技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根，制造业是经济的树干和树枝，服务业是经济的树叶——在硬科技的根上长出制造业，在制造业的的干上长出来的服务业。

  试想，如果一棵大树的根基不够硬，树干不够粗壮的话，树叶就不会茂盛，这也代表着整体经济是不可能繁荣的。

  当前，受制于贸易冲突、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的影响，全球经济面临下滑的危险，经济遇冷，特别是服务业首当其冲。但是，如果制造业和硬科技领域能够稳住阵脚，推动经济实现升级和转型，那么未来还是光明的——就像到了冬天，树叶都黄了、落了。

  但只要树干和根还在，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树叶还会再长出来。此外，对一个国家的崛起和安全发展来讲，制造业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面前，制造业是最坚强的后盾。

  因此，为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一定要重新培育自己的硬科技之根。只有拥有了自己的技术根基，我们才可以独立发展制造业，实现经济的长期繁荣。

  但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制造业好像没有我前面说的那么“诱人”，没有第三产业（金融、消费）赚钱，而且工又苦又累，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发展制造业？

  对此，我认为我们应该破除一个传统观念，即“微笑曲线”是制造业的“宿命”。

  “微笑曲线”是宏碁集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在1992年提出的，即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线”有效地解释了中低端制造业附加值的情况。

  也就是说，过去我国的制造业基本是不挣钱的，利润是最低的，因为走的是劳动密集型的路线，承接的是发达国家的低端附加值的部分。

  过去 30 年的经济快速地增长，本质上是因为中亚国家，包括中国承接了欧美发达国家前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红利的扩散，但这些只是中低端的技术，核心技术还是没有给我们。

  实际上，从数据分析来看，台积电等高端制造业企业的净利率在2022年达到了44.9%，ASML则有26.46%，在世界500强企业中表现突出。以台积电和ASML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其利润模式并不符合微笑曲线的预测。

  这表明“微笑曲线”对于高端制造业的解释是失效的，因为“微笑曲线”忽视了制造业与技术的不可分离性。而美国就是按照这一个逻辑，将制造业外包，过程中让东亚诸国家掌握了一部分核心技术，制造的转移也带动了大国的崛起。

  今天要推动产业转型，就要做到优秀高端制造和硬科技。因此，我们提出了“彩虹曲线”——高端制造售卖的是特殊产品，核心是知识价值。

  还是以台积电为例，它将沙子等原材料转化为高价值的芯片，这背后蕴含了复杂的知识和技术。台积电销售的核心并非仅仅是物质产品，而是其知识、研发能力、制造工艺等非物质价值。

  因此，高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知识价值。随着知识价值在产品中占比慢慢的升高，我们仅需将制造业与硬科技、品牌、设计和研发相结合，回报也将会慢慢的高。

  对于所有公司而言，未来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其知识价值的高低。拥有高知识价值的公司将更具竞争力和发展的潜在能力，而知识价值较低的公司则可能面临较大的挑战。

  总而言之，中国的发展大势，就是到2050年变成全球科技强国。因此，对于能在此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力量，国家将给予优先支持，并视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指出，世界每隔百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而纵观历史，历代大国（英国、德国、美国）也正是沿着这样的发展脉络前进。

  自20世纪中旬美国取代英国登顶世界后，就逐渐成为了世界头号国家，成为了全球秩序结构的主导者。

  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地位饱受质疑，加之全球经济持续下行和局势较为动荡，美国的灯塔作用正在逐渐暗淡。

  此时，中国又以一个和平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体系，并创造了一系列瞩目的成就，有着明显的崛起之势，因而也导致了大国之间的竞赛加剧。

  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言，国家发展的四个阶段——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中国正稳步从投资驱动和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这一转型的证据显而易见：中国的GDP体量与科研投入不断攀升，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2021年，中国的GDP与美国的差额仅为5.2万亿美元，科研经费总投入更是达到了4680亿美元，占全球科研投入的27.5%，逼近美国的6075亿美元。

  此外，从科学成果的角度来看，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汤浅光朝的“科学中心”理论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占全球25%以上时，该国即为世界科学中心。中国在科学领域的成就正在验证这一理论。

  2020年，中国的SCI论文发表数量达到57.13万篇，紧随美国之后；而到了2022年，中国的高质量论文引用次数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科院在“自然指数榜单”上连续九年的领先地位更是不容小觑。

  因此，总体来看，中国GDP超越美国仍是一个比较确定的趋势；从科研投入来看，2021年中国科研经费总投入上升到4680亿美元，全球占比已经超过四分之一，达到了27.5%，与美国的6075亿美元，差距越来越小。

  在深入分析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我发现了三个关键的周期性转折点，它们共同塑造了我们所处的时代：

  科技革命的周期性拐点，大约每60年出现一次。这些拐点标志着技术的巨大飞跃，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中国发展方式的周期性拐点，大约每30年发生一次。这一拐点反映了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策略和模式，从改革开放到现代化建设，再到创新驱动的发展。

  全球大国崛起的周期性拐点，大约每100年出现一次。这一拐点涉及全球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当前中美两国正在竞争第四轮科技革命的领导地位。

  一言以蔽之，中国要在2035年成为创新型国家，在2050年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强国，成为科学中心、成为产业中心、成为思想中心，这就是中国的未来。

  技术的发展和普及遵循着一种自然的规律，这一过程能够最终靠一个“S”型的曲线来描述，体现了从初期的缓慢增长到最终的广泛采纳。

  在探索技术扩散的复杂动态过程中，我们得知S型曲线的形成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它不单单是由单一因素驱动的。个人力量和社会力量是影响这一曲线形态的两大关键因素。

  个人力量体现在消费的人根据自己偏好做出选择，而不受他人决策的影响；而社会力量则体现在个人决策受到周围人选择的影响，这种影响力在网络外部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技术的引入阶段，我们观察到的是缓慢的增长，是因为市场上的采用者数量有限。然而，一旦采用者的比例达到某个临界点，技术扩散的速度便会显著加快，我们叫做“起飞期”。

  这个时期是技术扩散的关键转折点，它标志着技术开始被更广泛的市场接受。跟着时间的推移，当技术逐渐接近市场饱和点时，扩散的速度会再次放缓，形成一个典型的S型曲线。

  在这个过程中，早期采用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技术的首批体验者，而且在推动技术向更广泛群体传播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通过他们的积极推广和口碑传播，技术逐渐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从而加速了技术的普及。这些早期采用者的行为和态度，对于技术能否成功进入主流市场并实现广泛扩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一曲线不仅揭示了市场动态的本质，而且为我们制定市场经营销售的策略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在技术的引入阶段，企业应当专注于教育市场，通过提供试用机会或优惠政策来吸引那些愿意尝试新事物的早期采用者。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激发市场的兴趣，并建立起初步的用户基础。

  随着技术的逐步成熟和市场的扩大，企业要增加其生产和分销能力，以满足市场迅速增加的需求。

  这一阶段是技术扩散的关键时期，企业要有效地平衡供需关系，确定保证产品能及时地到达消费者手中。

  此时，通过产品创新和市场细分，公司能够继续推动销售增长，并保持其市场地位。这可能涉及到开发新的产品特性、探索新的市场细分或调整定价策略，以适应一直在变化的市场环境。

  高德纳所提出的技术炒作曲线，是一个对我们具有深刻启示的规律，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框架，帮企业、投资者和市场分析师理解和预测技术的发展轨迹，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这个规律具体表现为：在技术的早期阶段，往往受到较少关注；但随着媒体的不断报道，公众对该技术的期待逐渐升高，形成炒作热潮；然而，当技术真正落地时，其周期往往较长，导致实际进展与预期存在差距，从而使得炒作热度下降，进入低谷期。

  但是，技术并不会因此消失，而是逐渐走向成熟，并在此时，对于创业者而言，存在两个最佳的时机：一是炒作之前的阶段，二是进入低谷期时。

  因为在这两个时期，由于技术尚未受到广泛关注，创业者能够有更大的空间和机会进行探索和发展。与此相反，那些选择在炒作高峰期进入市场的创业者，往往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挑战，最终可能会遭受失败。

  在探索技术发展的复杂性时，高德纳曲线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它不仅预测了技术的未来走向，而且为整个行业的发展的新趋势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从短短两年的快速崛起，到长达十年或更长时间的逐步成熟。

  高德纳曲线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它每年从超过两千种技术和应用框架中筛选出具有深刻见解的技术和趋势，为公司可以提供了一个简洁而富有洞察力的指南。

  这些被精选出的技术和趋势，预计在未来二至十年内，将为公司能够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推动它们在激烈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首先，公众对于新技术的认知与接受速度往往远超实际技术的成熟速度。一旦有新的概念，如人工智能的超越人类能力，经过连续的新闻媒体报道和宣传，人们的预期会迅速提升，形成炒作的热潮。

  然而，真正的技术发展和产品落地却要经历一个相对缓慢且扎实的过程。这种公众预期与实际技术落地的速度差异，就形成了我们所见的炒作曲线。

  对于创业者来说，理解这一曲线至关重要。例如，在融资过程中，初期往往面临诸多困难，需要以最少的资金维持运营，直至市场泡沫出现。

  一旦市场炒作热度上升，融资机会增多，此时应抓住机遇，尽可能多地筹集资金。因为随着热度退去，融资难度会再次上升。

  有了充足的资金储备，公司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专注于产品研制和市场拓展，等待下一个发展高峰的到来。

  产品销售额的提升往往要经历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融资和估值的提升则可能更为迅速。在估值高峰期，企业应抓住时机多融资，为未来的发展做好资金储备。同时，也要注意在估值上升时保持谨慎，避免在业绩未达预期时陷入融资困境。

  最后，选择正真适合的市场切入时机是成功创业的关键。萌芽期和低估期是进入市场的最佳时机，此时竞争比较小，发展的潜在能力巨大。

  而在市场炒作热度高涨时进入，则可能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和风险。这与投资股票的道理相似，需要在理性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对于技术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而言，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陶醉的心态，觉得自身的技术或产品卓越无比，能够一统天下。然而，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要真正进入主流客户市场，我们一定要从单纯的技术思维和产品思维转变为客户思维。因此，客户价值的领先战略是我们一定要深入研究和实施的关键策略。

  在2015年，我提出了一个价值公式，用以解释消费的人在购买决策中的心理计算过程。

  当客户考虑买产品时，他们会评估付出的价格成本、时间成本以及购买的总价值。总价值除以成本，得出的单位价值是消费的人心中的衡量标准。

  例如，便利店的存在，正是因为消费的人在购买少量商品时，考虑到时间成本比较高，因此选择便利店而非更便宜的超市。

  相反，当需要购买大量或高价值商品时，消费者可能会选择去沃尔玛等大型超市，因为在综合考虑成本与价值后，这样的选择更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

  小米手机当年成功的秘诀也在于此。当时市场上的智能手机价格普遍在四、五千元，而小米手机则将价格降至两千元，使消费的人认为其单位价值翻倍，因此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同样的，小米汽车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也采用了类似手法，通过降低价格来吸引消费的人，尽管这可能会引起消费的人在购买过程中忽略时间成本和其他成本。

  因此，我们在与竞争对手比较时，应该将双方的产品套入这一价值公式中进行计算。如果我们的产品能够算出更高的单位价值，那么我们就非常有可能超越竞争对手。

  但是，这个公式中涉及的一个重要变量，即为消费者需求的持续演变。这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契合，不同年代出生的消费者群体，需求均存在显著差异。

  在构建此公式时，我们一定要将需求强度纳入考量，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更为周全的模型。

  需求强度因客户而异，不一样的客户群体对产品的关注点亦不相同。例如，购买小米汽车的客户可能更偏向于价格敏感型，当价格降低至某些特定的程度时，他们可能会立即做出购买决策。

  而对于购买保时捷的客户，价格因素可能并非其首要考虑，他们可能更看重产品的其他属性。

  因此，我们应该深入分析目标客户群体的需求强度系数，并将其纳入公式中，以确保我们的计算结果能够精准地超越竞争对手。

  创业的成功概率可通过对多个重要的条件的综合考量来计算，这一些因素包括取势、明道、优术，以及天时、地利、人和。

  具体来说，势能代表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和市场潜力，执行代表公司的战略方向和团队能力，而天时则是指市场空间的大小。地利则反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人和则体现了团队的力量。

  例如，当势能较大时，意味着所在行业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如人工智能或半导体等高速发展领域。此时，公司的价值将会相应提升。

  此外，战略方向的正确性、团队执行的可靠性以及市场空间的大小等因素也会对创业成功概率产生重要影响。

  当市场渗透率较低时，通常意味着市场空间较大且竞争程度相比来说较低，这对于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的成功是有利的。

  相反，如果市场之间的竞争过于激烈，例如存在数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竞争同一领域，那么公司的价值可能会相应下降。

  创业过程中必须经历三大关卡。首先是技术转化为产品的关卡，这是创业的基础。

  产品关指的是“以研发技术能力”为核心，研发出能够很好的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是此阶段的主要焦点。

  尤其是对于一家硬科技企业来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技术一定是“立身之本”，只有技术比竞争对手硬，比竞争对手“超前”，才能在产品上领先于竞争对手，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也才能有机会率先获得成功。

  具体而言，在此期间，创业者要督促企业做好工艺验证、供应商管理产业化、减少相关成本、保证质量稳定。一旦通过了产品关卡，创业者就非常有可能实现数千万的销售额。而要达到销售额过亿，就一定要通过市场关卡。

  以华为公司为例。华为成立于1987年，起初以代销交换机起家。但任正非先生坚决认为，华为必须有自己的技术。

  于是，华为大局投入研发。2004年左右，华为“击败”美国思科；2013年，华为又“战胜”爱立信，成为全世界第一的通讯设备供应商。

  这时候，企业规模做大是此阶段的主要焦点，创业者需要以市场渠道的拓展和维护能力为核心，做好销售工作，让产品迅速占领市场，实现客户第一，建立激励政策，以销量占据市场。

  那么，如何让产品迅速占领市场呢？对此，我想通过杰弗里·摩尔的跨越鸿沟理论来介绍一些我的思考。

  杰弗里·摩尔认为，一家创新企业在有了最初的产品后，想要进入主流市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主流市场中的对手是不希望你出现的，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入侵者”。

  与此同时，对于一家科技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而言，缺乏足够的资源，不可能开发一个完整市场。

  因此，在进入市场初期，我们应该瞄准重视技术的创新者和早期使用者，在一个高度具体的目标市场细分，集中火力，利用竞争性定位罗盘主动创造竞争，再围绕比较的结果制定准确的产品定位策略，攻克那个细分市场。

  最后，公司管理关卡也是必不可少的，它要求创业者在产品、市场和管理方面都要有所建树。

  我们常说，创业是一场“九死一生”的战争，因为创业很多时候会面临缺钱、缺人、缺技术、缺客户，不可能依靠一个“超级英雄”就能拿下，一定需要依靠团队。或者说，市场每一天的情况都是瞬息万变，因而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创业小组成员必须靠谱。

  从技术领先到产品领先，创业者需要进一步探索主流客户的需求，将产品与客户紧密结合。

  这种关联需要深入研究，确定保证产品和客户之间的匹配度达到最佳。随公司的发展，管理经营也慢慢的变重要。

  第一，金庸先生所倡导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热爱与责任。

  第二，张载的“横渠四句”，则彰显了知识分子对于天地、生民、历史和未来的深度关切与崇高追求。

  我坚信，这些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华所在，也应当是当代顶级企业家的追求。中国的企业家们，也能以此为榜样，将社会责任感融入企业的发展之中，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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